1936年6月14日，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苏州逝世杠杆证券利息，享年68岁。
本文为章太炎先生1932年3月28日在北京中国学院讲演记录稿，《章太炎全集》失收。整理稿见宋一石《新见章太炎演讲稿三篇》，载《章太炎研究》第四辑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版）。现特刊发，以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九十周年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文原分四期连载于《京报》1932年4月2日、3日、5日、6日第5版，题为《治国学的基本知识》。今以文中各小标题均作“根本”，又《黄侃日记》提到这次演讲题目亦作“根本”，遂改为今题，尚请读者鉴察。
1932年章太炎在北京讲学照片
刘半农摄，钱玄同题
治国学的根本知识
（1932年3月28日在中国学院讲演）
章太炎讲，王联曾记
黄季刚先生修正
现在讲国学的总是离不开《国学通论》《史学通论》《文学通论》……一流的书籍，可是讲了半天，原没有看见《通论》上所论的原书，这有什么用呢？所以我今天将治国学的根本方法，分为经学、史学、文学三部来讲。
一、治经学的根本知识
在没有讲到经学的根本知识以前，学者须要将训诂与名物研究清楚，因为训诂名物是治经学的第一个步骤，现在将训诂与名物所应注意的地方，分条说明：
甲、训诂
训诂应当注意的有下面三项：
1、训诂不可展转附会。展转附会便非本训了。如“致知在格物”一句，格物二字本来没有穷理的意思，宋人却展转附会说格字古训来，来又训至，至又训极，极又训尽，所以格字训尽，照这样说，尽字并不是格字的古训，而是展转附会生出来的错误。
2、不可增字以改经。讲古书的人不可随便增加一两个字来帮助解释困难的辞句，因为古今语意的轻重是相同的，古人用五个字所能说尽的意思，现在五个字也能说尽，若再加上两三个字来解释他，便不是原来的意思了。这个弊病在汉时的经学大师便染生了，直到清代的王引之才发现，治经学者应当深加注意。
3、双声叠韵字不可分别解释。因为双声叠韵字全是同一个意思的形容词，若分开解释然后合为一义，便大错了。如《诗经》的“参差荇菜”，参差二字本是一个意思，又如“维叶萋萋，维叶莫莫”，萋萋莫莫实在是同一的解释。这虽是国学常识，也可以作为治经学的基本知识。
乙、名物
古时的名物制度和现在的名物制度完全不同。若古时的衣服房屋车马，认为与现在的衣服房屋车马一样，那便大错了。古时的名物仅可由古书中所载的样子去推寻，不可看见现在的名物与古时的略有相似的地方，便附会上去。但是这个毛病在宋朝的学者便已流行，到了前代，这种风气更盛，如王壬秋讲《周礼》《仪礼》中的“副”“编”“次”三种服饰时，说“副”就是现今的凤冠，真是牵强附会。因为汉朝的郑康成注曰：“副者，步摇也。”汉时的服制与周时已不尽合，何况现在的凤冠又怎能断定是汉时的步摇呢？至于制度也不尽合。清代的六部与周时的六官不同。这是古今名物制度不同的地方，治经学时应当慎重一点才好！
以上二项仅为治经学的初步，并不是研究经学的目标，学者应学作为一种阶梯看。至于讲到经学的本身，却是各守一艺，不相汇通，在汉代的经学大师便已自成一家之言，彼此不相混淆，若讲大小《雅》的便不讲《颂》，讲《颂》的也不讲大小《雅》，刘歆《让太常博士书》里面已说得很明白：
……至孝武皇帝……当此之时，一人不能独尽其经，或为《雅》，或为《颂》，相合而成。
这样看来，那时家派之见已十分严了。又如《关雎》一篇，《毛诗》古文说是咏周文王后妃之《风》，《齐诗》（今文）却以为是康王之时所作，所以经学便分出今古文的差异来了。今文家全是以口耳相授，用当时的字体——汉隶——所写，古文家全是以孔壁之书来相授受，书上的字体是用科斗文字所写的，今古文家又因今文与古文字体的不同，而发生不同的解释，这里面的原因可以推想出来的，是因为今文家口耳相授的时候，方音的不同而发生传写错误的毛病，古文家因为根据孔壁之书来传授，所以没有传写错误的毛病，刘歆将这段毛病说得很清楚：
……及鲁恭王坏孔子宅，欲以为宫，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，逸礼有三十九篇，书十六篇。天汉之后，孔安国献之，遭巫蛊仓卒之难，未及施行。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，皆古文旧书，多者二十余通，藏于秘府，伏而未发。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，稍离其真，乃陈发秘藏，校理旧文，得此三事，以考学官所传，经或脱简，传或间编。……往者缀学之士，不思废绝之阙，苟因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，信口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。……（《让太常博士书》）
这仅是今古文分别的大概，若讲解起来，今文与古文切不可混在一处来讲，所以我将九经中今文家和古文家分别述之于后：
1、《易》
费氏是古文《易》，施、孟、梁丘三家是今文《易》，然而自汉注《易》者如马融、郑玄、王弼、韩康伯、陆绩、王肃、干宝等人，全是注古文《费氏易》，仅晋人虞翻注今文《孟氏易》，这书现在也亡佚了，所以今古文家对于《易经》还没有很大的争辩。
2、《书》
这是今古文家争辩的最大的一部书，今文家是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，共二十九卷（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为伏生口授的，古文家是孔安国，共四十六卷（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系孔壁之书。《古文尚书》有书序，《今文尚书》没有，这是两家很明显的异点。《古文尚书》传至晋，又有梅颐的《伪古文尚书》出现，所以更是纷杂，但是《伪古文尚书》不久便亡佚了。注《尚书》者如马融、郑玄、范宁、王肃、谢沈，全是注《古文尚书》，今人陈氏所论《今文尚书》之言，不可信也。
3、《诗》
《诗》有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，全都不是孔壁之书，但是《毛诗》的训诂与《尔雅》相应，名物与《周礼》相应，事实与《春秋》相应，所以谓之古文，齐、鲁、韩三家谓之今文。《毛诗》有大序、小序，这也是与今文家不同的地方。现在仅《毛诗》尚存，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全都亡佚了。若讲《毛诗》的时候，切不可同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一块讲。
4、《礼》
甲、《周礼》
只有古文，并无今文。
乙、《仪礼》
有今文与古文的分别，高堂生所传谓之今文，古文《仪礼》为孔壁之书，原有五十六篇，今存四十七篇。郑康成注参用今文与古文二本，所以有今文作某、古文作某字样，这便是今古文不同的地方。其《丧服》篇，古文家作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，今文家作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毕，但今俗沿用二十七月之说。
丙、《礼记》
这是一部兼今古文的书，如郑康成注将孔子改制的话也加杂在里面，其中《王制》篇有“夏殷二代之制”的话，近人遂以为就是孔子改制，实在是误解《礼记》。
5、《春秋》
甲、《左传》
此书是左邱明亲授于孔子所作的书，是孔壁之书，所以是古文，无今文。
乙、《公羊》
是今文，并无古文，不但大意与左氏不同，就是事实也有许多殊异的地方。
丙、《穀梁》
也是今文，无古文，意义与事实也同左氏大相径庭。
以上为九经中今古文的分别，《论语》虽然有今古文的分别，训诂方面异同不大十分显著。至于《孝经》虽也有今古文之分，但是现在《古文孝经》已亡，所以不去讲他。
二、治史学的根本知识
一部十七史尚不知从何看起，何况全部的正史呢？恐怕没有一人能办得到。然看《通鉴辑览》的人很多，这是卷帙繁简的关系，现在暂不讨论，今天我将看史和撰史的重要几点讲一讲：
甲、看史的方法
看史须侧重历代地理和官制的变迁，否则只得到模糊的印象，不能有明确的认识，读史便得不到兴趣，这是治史学的两件基本知识。
1、地理
地理是治史学之沿革的训诂，正如治经学时须通小学的训诂不可。为史志中的地理志便是历代地理变化的沿革表，读史的时候是必须注意的。若问汉唐的某郡县是宋元时候的哪一路、哪一县，又是现在的哪一省、哪一县，治史学的人应当了如指掌。不要像现在治地理的不注意历史的变迁，只知道某山某水在什么地方，某省某县在什么地方一样。治史学的尤应当知道汉时、唐时中国的土地面积多大，比现在的是大是小，汉唐时候国土现在丧失的是哪里，明代、清代征服的土地是什么地方。例如楚汉交兵的垓下在今日的什么地方，不知则读史时兴味索然，若是知道垓下在现在的灵璧乌江，就是现在的和州地方，打开地图一看，这使读史的人感到多大的趣味呢？此种工作对于治史学的人不是十分困难的，因为关于地理的沿革表已经有许多人作出来，如《李氏五种》等，稍稍检阅一下，便能明了，较比前代治史学的学者来，真是容易得多了。
2、官制
史志的官制尤不可不知道，古时的官制与今似同而实异，例如清时的府像汉时的郡，清之知府像汉时的太守，然而汉郡很大，和现在的行省一样，如汉之豫章郡包含江西全省，会稽郡括有江苏的一部分和浙江、福建的全省，汉郡的大小由此便可以推知了，清时的府却比汉郡小得太多，汉时郡守的权限也比知府大得多，很像明代的布政使，握有铜虎符、竹使符的手，兵权很大，所以也叫郡将。还有一异点，秦汉的郡是北密南稀，现在的县是南密北稀，这也是古今官制不同的地方。又如尚书令一职，在西汉仿佛是皇帝的一个秘书，到了东汉，他的权力渐渐地大起来，因为那时的三公并不问事，所以尚书令的官职虽小，而权力很大，到了唐朝，尚书令变为最大的官职，下面分部办事，办公的地方也移到宫殿外面去了，那时仅唐太宗一人任过尚书令的职。到了明代，废宰相之制，六部尚书与皇帝直接议事，他的权力较汉朝大的多，所以汉代尚书令仅秘书而已，明代尚书皆是宰相，古今的官制名称虽然一样，而爵位的高低和职权的大小却悬殊多了，所以读史不明官制是不好的。
乙、撰史的方法
作史的时候，有两种文字不可作史料的补助，一是小说野史，二是碑文。现在分开来述说这两种文字的弊病。
1、小说稗史
这类书籍多没有强而有力的证据，所以难使人信，虽如《世说新语》比较好点，也不可用。然而正史若全然混用小说，反使正史的信用失去。宋祁作《新唐书》列传时，依据了唐人的许多小说的事迹，混到正史里面去，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，所以他的文章虽然极好，而史家却不重视《新唐书》，而重视《旧唐书》。这个弊病在唐人撰的《晋书》里面便开其端了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稗史一概不采，正是他严紧的地方。
2、碑版
撰史的时候也不可以碑版的文字来证史，因为碑版仅记某人的里居、世系、官位等，有时虽较正史详细，然而无关紧要，况其事迹多不可考，唐以前的碑文多谀颂之词，唐以后的碑文多叙事之词，所以在唐时便谓之谀墓之文。考东汉碑版存者不下数百，范蔚宗作《后汉书》时未采用一句，因其文本不宜采。班固作《汉书》称高祖的母亲曰母媪，因为不知道她的姓氏，其作《泗上亭长碑》时则曰母温，虽然女旁水旁不同，其实还是一个字，并不是说刘媪姓温，不料想司马贞作《史记索隐》时，竟根据碑文来补史文，岂有班固自己做的文章，自己不知道的道理，这真可笑极了。所以颜师古不根据杂书来补《汉书》，识见真是高超！治史学者这一点尤应注意。
三、治文学的根本知识
治文学和治经史不同，经史仅研究即可，文学除得到方法之外，尚须要自己做出来。中国的文学概括言之，可以分为有韵和无韵二种，阮元的《文笔对》中说得已很详细，今日暂不细讲，现在仅将文学上所应注意的几点，分开来讲，也是文学上的根本知识。
1、称谓
文之称呼不可随便，凡叙事之文，不可写古官名地名代替现在的官名地名，如明人王鏊，作《苏州府志》，题其名曰《姑苏志》，拿去给某人看，某人说不必看其内容，这书一定不通，王问其故，某人说仅看书名叫《姑苏志》就已经不通了，因为古时的姑苏并不完全是现在的苏州。现在的公事文上也好称山西叫晋，河南叫豫，山东叫鲁，河北叫冀，而不知道古时的晋豫鲁冀四个地方并不是现在的四省。有的也不是地名，然而竟用在公文上面，这个错误看来不甚重要，而流弊却很大，例如倭人称东三省叫满洲，我国朝野上下不辨其利害，也随之附合，称之曰满洲，至于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个固有的名称反不用，就是外交的公文上，竟也习称“满洲”，遂使倭人借口民族自决，提倡满人治满洲，振振有辞了。我国人也以为日本是侵占满洲，不是侵占中国，而置锦州的事件于不闻不问了，其中利害有多大呢？考满洲一辞，不是国名，也不是朝代名，依历史观之，明代并没有满洲一名辞，清代虽有这名辞，也不是指现在的东三省说，仅指其发祥地的一小部分民族而言。但是现在东三省住的满洲人还不及汉族人的百分之一呢！满洲人治满洲的口号也是与事实不符，所以孔子说，必也正名乎！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此外官制也必须称现在的，不但容易了解，也因为古今官制的职限不同，免得混乱。为清代习俗上称知府好称某公某守，称县知事好曰某令，真是不通，用在公文上，更是一大弊病。
2、禁忌
文章原不必存古文骈体、桐城阳湖的门户之见，至于禁例，几乎是各派所同。为将语录、小说、佛典、八股一类的话混进去，总是毛病。因为语录之文鄙俗不堪，这一点黄黎洲也没有免去。至于诗词，虽是有韵之文，也是不可混用，与八股、古文的分别正是一样，若是将词中之文用在诗里，便不像诗了。如王渔洋的《秋柳》诗，有一句“残照西风白下门”，残照西风四字乃是词上的话（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，是李太白的《忆秦娥》词上的句子。——记者识），以之入诗，真是不伦不类。现在有人将《三国演义》的文字也加在诗的里面，这样看来，等而下之，二簧梆子的话全可以入诗了。
3、议论叙事不可混用
议论是主观的文章，叙事是客观的记载，不可混在一处作夹叙夹议的文章。然而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于叙事中有几句议论的文字，《屈原列传》全篇中有一半议论的句子，这不是与我说的禁例恰巧相反吗？这是一个例外，因为《伯夷列传》是列传之首篇，加入一点议论以提挈纲领也，《屈原列传》本来是抄袭淮南王《离骚传》上面的文字，所以又是叙事，又是议论，不可学。现在有人发见了这两篇文章的体例，便大倡夹叙夹议的文章，正和说评书的体例一样，学者要注意避免他才好！
4、抒情与理论的文章不可混用
理论的文章客观语多，主观语少，如奏议、考据的文章是也。抒情的文章纯为内心情感的表现，主观语多，客观语少，如《楚辞》《大人赋》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便是这类的文章。用时应分别清楚，不可混用，就是观察时作批评也要看清楚才好，如今人胡氏评陶渊明的一篇送友人的诗，说是不通，这就是不明白文章有理论与抒情之别的毛病。文理不通，道理也不通，宋人讲理学有时也中这个毛病。
5、文体不可混
文章的体裁是不可混的，古文与骈文不可混，就是骈文与四六也不可混。古文就是散文，但是不叫他散文，乃是别于报章的文章。骈文是古时固有的文体，有人说是起于孔子的文言，这是想拿孔子压服的话，不可相信。并不十分对仗如司马相如的《封禅文》，“导一茎六穗于庖，牺双角共觝之兽”，不尽对也。又如陆士衡《豪士赋序》，“落叶悲风，孟尝雍门”，也不完全相对。然而自古以来，古文、骈文没有始终一体的，如汉之邹阳与清之汪容甫、李兆洛的作品，便可知矣。四六文章起于晚唐的李义山等，为时较古文、骈文为晚，初唐尚无此体，至徐楚金作的序文便全篇四六了。若古文里面加上一二句四六，便不成文了。王念孙有词例之说（《经传释词》），其中有误对人名的地方，这是不明白古时文体，作为四六文读下去的错误。
今天讲这三种根本的知识，全是很明切的道理，并不是很深奥的理论，希望诸君要实地地领悟一下，不要忘了！
>摘自宋一石《新见章太炎演讲稿三篇》，载《章太炎研究》第四辑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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